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。这一天，于敏跟妻子孙玉芹说：“氢弹爆炸成功，我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！”妻子说：“我们哪有钱买烤鸭？”
买烤鸭这个想法对他们这个穷困的家庭来说，是一种奢侈到令人不安的念头。真正让这位操持家务的女人感到沉重的是，丈夫长久以来的“消失”。这些年，这个整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丈夫于敏，活成了家里最熟悉的陌生人。一次，他好不容易回趟家，却碰上妻子带着孩子搬了家，因为保密工作，家里人联系不上他，无法告知他搬家的情况。妻子孙玉芹也只能自己扛着大包小包挪窝，留于敏一个人傻愣愣地对着空荡荡的旧屋发呆，最后还是邻居看见他才告诉他新家的地址。到了新家门口，正在玩耍的孩子们，甚至认不出这个发际线后移、瘦得脱了形的男人就是爸爸。那种生疏感刺痛人心，对于敏来说是满心的愧疚。
一个长期没有丈夫和爸爸的家庭无疑是艰难的。胡同里，邻居们的闲言碎语就没停过，有人堵着门骂孙玉芹，揣测那个常年不回家的“老于”是不是犯事被下放了。六岁的女儿被同学推倒磕破了头，哭得撕心裂肺时，嘴里只能憋出一句毫无威慑力的反驳：“我爸爸是保密的。”
于敏心里的许多愧疚是说不出口的，对于想买烤鸭这个想法，他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沓钱递给妻子。他说：“国家好起来了，这是发的工资。”
于敏说国家好起来了，这句话背后是无数个惊心动魄的日夜，1961年，苏联氢弹试验震响了整个地球，而我们这边的起步却是一张白纸。
钱三强把于敏拉进那个堆满图纸的仓库时，问得很直接：“氢弹搞不搞？”这个时候于敏的视线正好落在了墙上的世界地图，面对那仿佛被美英法苏国界线烙印过的世界地图，于敏只回了一句：“搞！被人掐脖子，总得有把刀顶回去。”这把刀，磨得异常的艰难，每个人都很难。于敏家里存折上仅有的四百块积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悄悄取走，全捐给了国家买计算纸。那时全国仅有的一台每秒五万次的老爷计算机，九成时间得紧着原子弹的数据算，留给于敏，留给氢弹的时间少得可怜。为了补足巨大的计算量，三十多个研究员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，连算盘珠子都因为敲击过猛而崩裂飞溅。
当美国权威杂志《物理评论》洋洋洒洒论证氢弹只能使用预存氚材料，几乎带偏了全世界核专家方向的时候，于敏却在篮球场上，用粉笔圈出了新的路径，他盯着那些用钢笔一点点推算出来的数据，鲜有地跟研究所政委拍桌子，坚持用氘化锂现场产氚，更廉价、更稳定。这个被称为“于敏构型”的方案，硬是顶着“跟美国人唱反调”的压力上马，结果不仅给国家省下了整整三座化工厂的建设费用，更让那个来自罗布泊的氢弹，赶在所有人预料之前炸响。
故事的最后孙玉芹买烤鸭了，因为孩子们渴求的眼神，因为丈夫这次可以回来呆的久一些，也因为这个家庭是该与国同庆的，哪怕只奢侈这一次，就一次。可夜深人静一向能顶半边天的孙玉芹，也向丈夫吐露了心声：“我只求全家平安，不在乎其它什么的。”听到这话的于敏，或许是刚在厨房偷偷灌了几口烈酒，又或许是氢弹成功爆炸后的欣喜，他的肩膀止不住地抖动着，无声地抽泣着。这一刻的于敏，终于对得起当年那句“要直起腰杆”的嘱托。
2015年，当这个穿着中山装的老人在人民大会堂领奖，台下的年轻人举着手机想拍下这位传奇的氢弹之父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双颤颤巍巍的手，曾经拨开过恐怖的蘑菇云，把那个年轻时能在数学系考满分、三个月啃完俄文资料就能找出错漏的天才，彻底燃烧在了西北的荒漠里。直到2019年1月16日讣告发出的那一刻，西北某实验基地的显示屏上，属于于敏构型的模型参数依然在自动迭代地闪烁着……
纪念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逝世7周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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